廣東省教育研究院日前發佈了《2014年廣東教育藍皮書》,其中一份有關高校科技人才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11年和2012年獲國家、省級等科研獎項中,校院(系)領導的占比超過半數。該報告直言需破除高校科技人才“官本位化”現狀。
  高等院校是科技人才聚集之地,不少校領導就是搞科研出身,即所謂專家型的領導,但科研成果獎畢竟不是“行政管理獎”,獎項超半數都讓領導“榮獲”,多少還是讓人有些詫異。而且,課題組還與一些外省市作了對比,顯示“情況差不多”,這表明,“領導獲獎逾半”在全國高校也是普遍現象。
  平心而論,當高校教學和科研都處於“官學一體化”的行政體制下,“領導獲獎逾半”似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則不少科研成果需經多年磨礪,有些優秀科技人才在此過程中走上領導崗位,獲獎時已從普通的科研人員擢升為領導;二則有的領導始終不脫離科研一線,行政、科研兩不誤,獲獎也是實至名歸。若僅是這兩種情形導致的“科研獎項在高校逾半被領導捧回”,公眾也無可置喙。
  問題在於,“官本位”之下,不僅科技人員工資、福利、待遇等與行政級別掛鉤,而且科研項目、經費等資源也都握於“官”手,因而,項目或課題組能爭取到某位實權派領導的“加盟”,無疑就有了最硬的靠山和後臺。而某些領導對類似“項目負責人”的虛名,自然也樂得接受。官、學、研不分,哪邊利益都沾。早前有報道稱,我國的科研經費真正用於項目的僅為4成。可以說,這些年,科技學術界的腐敗案頻發,與這種官學研不分的體制有很大關係。
  更糟糕的是,在此語境下,某些掛名的“學術帶頭人”,所“負責”的項目往往是省部級、國家級的重點,這些項目只要完成,獲獎的概率頗高,“負責人”自然又桂冠加身,一躍而為業界行尊、學術泰斗。此後,他們可能又很自然地躋身為各種獎項的評委,由這樣的“專家”評出的獎項,其成色和含金量就可想而知。因此,即便排除經濟上的腐敗因素不論,“官學一體”的體制,它對科技進步和科研本身造成的耗損與侵蝕,同樣不容輕視。
  正是在“官本位”的體制束縛下,一些學術精英或苦於分身乏術,或屈服於現實,將相當的精力用於拉關係,攀“山頭”,鑽營仕途,千方百計弄個一官半職。而科技又恰恰是最需要全身心投入,甚至需幾十年如一日為此默默奉獻的事業。為什麼不能讓科技人員擺脫各種俗事和權力的干擾,一心一意搞科研?這可能是當下許多學術精英的苦惱。“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振聾發聵,至今我國在自然科技領域尚未獲過一個諾貝爾獎更成為國人的心頭之痛。所有這些,不能不說與我們的科研體制弊端有關。
  在“官本位”指揮棒下,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科研學術淪為權力的附庸,它不但不再純凈高尚,反而會在腐敗墮落中失去動力和方向。請讓官員回歸官員,學術回歸學術!
  (作者是本報首席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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